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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松荣
蔡松荣，后改名蔡斯烈，曾用名蔡松云，1911年6月出生，湖北应城潘家集附近的芦家湾人。
其父辈弟兄三人人，都是六七岁时就当了膏盐矿上的童工。伯父蔡开裕终身为矿工，父亲蔡开运和叔父蔡云廷小时候就由伯父抱着下峒拖“拖子”。
他父亲在40岁左右当大掌膏锤后，有一点钱，就买田产十七八石，终因挥霍无度，没有聚一点钱。被称为“皮烧箕”的叔父，一生勤劳，多有积蓄，买了20石田。1923年两家合伙在潘家集附近的“冻井树”开了一对膏峒，过了两三年，又盖了盐棚，膏盐两旺，发展到拥有3对膏峒、一个盐厂，架有晒水台，雇有工人200多人，成为潘家集有名的膏盐峒商，牌名“蔡云记”。
蔡松荣6岁在金家庙、蔡家庙等私塾念书，其父后来又送他到县城关彭竹南先生开办的私塾念书，后转入应城职业学校学习。1929年夏到汉口读书、补习，并考入楚材中学和中华大学附中。1935年毕业后，赴北平华北中学就读高中。1936年，蔡松荣赴南京报考了金陵大学。
1933年，蔡父病逝。1936年8月，叔父病重急召蔡松荣回家。他伯父的儿子蔡松华过继到叔父名下，但年纪尚小，蔡家偌大家业，希望都寄托在蔡松荣身上。
在病榻前，叔父拉着松荣的手说：“侄儿，家中有文化的只有你一个，这个家将来就靠你支撑了，望你把它弘扬光大下去……”他拗不过母亲和婶母的“规劝”，只好弃学回家主持经营“蔡云记”膏盐业务，当上了“少老板”。
蔡松荣虽然身在膏峒盐棚，仍一心向往革命。早在1926年，蔡松荣在周明钦介绍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军到达湖北后，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受到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在武汉、北京读书期间，他仍积极寻找党组织。1937年10月，他在应城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会”。
1937年12月，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陶铸以汤池为中心，积极创办训练班，深入到周围农村和膏盐矿区活动，组织矿工，发展党员，并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作为家族矿业的继承人，蔡松荣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尽一切努力，在矿区开办工人夜校，组织演 戏或演讲，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
1938年6月，由蔡承祖、邓先柱两同志介绍，经董必武、钱瑛批准，蔡松荣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陶铸批准，提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蔡松荣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在应城即将沦陷前夕，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主持召开鄂中特委紧急会议，传达了董必武关于“要千方百计抓枪杆子”的指示。会议最后一天，蔡斯烈列席了会议。扩大会议作出了“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加快了武装准备和游击战争的步伐。
会后，杨学诚指示潘家集党小组说：“目前形势越来越紧急，武汉、鄂中不久可能沦陷。应城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你们马上设法搞枪支，准备在应城沦陷之后打游击，打击日本侵略者。”
蔡松荣首先响应特委的指示，立即自己矿商家庭的便利和国民党应城县政府默许矿商购买枪支、弹药自卫的有利条件，拿出家里的1000多块银元，通过各种途径，买到德国造快慢机、3号驳壳枪、小手枪各1支和仿制汉阳造步枪4支，子弹半箱，手榴弹18枚，加上他家原有的1支金陵造小手枪，组成了一支8条枪、10多人的抗日武装，被称为“应城八条枪”。
从八条枪开始，蔡松荣在应城扛起了第一支抗日旗帜。他给矿警队打了个招呼，就带领党小组成员和抗日青年骨干，在他家盐厂的后院公开进行射击练习，加强训练，还学习《抗日救亡十大纲领》等革命军事理论，提升综合素质。
所有人的吃喝住行，蔡松荣都包了下来。他还带领这些青年穿草鞋练习夜行军，每到晚上就打着灯笼火把，一走就是上十里，不怕黑夜跌跤，不顾蛇虫蚂蚁，苦练打游击的本领。这对于“少爷”出身且又近视的蔡松荣来说，确实是一个锻炼。
家里的老人见他成天带着那些青年弄枪舞棒，责备他“不务正业”。他说：“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了，国之将亡，还有什么家业？我要拿起枪去抗日救国，宁死不当亡国奴！”在这期间，他考虑到上山打游击，经费不可或缺的，开始直接控制膏盐矿的一切开支，抓紧生产，积极销售，积蓄了一笔现款，埋在老家芦家湾，以备后用。
1938年10月，日军飞机轰炸应城，国民党应城县长鲍佛田率部弃城而逃，应城危在旦夕。潘家集党小组将准备打游击的党员和进步工农青年13人，召集到蔡松荣家盐厂的三楼上，蔡松荣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大家，还把毛巾、牙刷、牙粉、搪瓷碗等物品发给每人一份，随时准备行动。
23日，汉宜公路两侧传来隆隆枪炮声，日军铁蹄将至，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来到蔡松荣家盐棚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带领队伍上山。
由蔡松荣等13人、8条枪组成的队伍，以“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名义，用白布自制了旗帜和袖章，盖上了戴惕安掌握的商会公章红印，踏上了抗日的征程。
24日，在杨学诚、蔡松荣、戴惕安的率领下，这支队伍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经京山县徐店附近的石板河，到达京山丁家冲，树起了鄂中武装抗日的第一面旗帜。
几天后，陶铸也来到丁家冲，和杨学诚一起，将到达丁家冲的矿区工人游击队、陈家河湖区抗日游击大队、汤池抗日游击大队以及应城县政府保安队等几支抗日武装在鄂中特委的领导下，利用合法名义，统一整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蔡松荣任第2大队副大队长兼五中队中队长。
“应抗”建立后，需要给养，蔡松荣把自家的钱财贡献出来，无偿地支援游击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派堂弟蔡才清、通讯员周狗子、脚夫江锡富秘密到家里用牲口驮走一些银元、食盐、大米和衣物等，常年累月，不计其数。最后连家里的约一公斤金银手饰，也经他动员家人贡献出来了。
随着“应抗”队伍的迅速扩大，财政日益困难，物资供应也成问题。在极其为难的情况下，陶铸找到蔡松荣。蔡松荣没有丝毫推托，再次派遣同他一起上山的安琳生率领两个分队，悄悄回到盐厂运走大批食盐，除留下一部分给部队食用外，还在市场上卖了一部分给老百姓，换来钱币和布匹以用于战士过冬做棉衣。
1939年春节前后，是“应抗”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部队给养匮乏，战士情绪波动。陶铸、杨学诚等人急得团团转。蔡松荣毫不犹豫地带着游击队员回到芦家湾老家，挖掘出埋藏在地下的银元，又将家产悉数变卖，凑了1000多块银元，解决了部队经费窘迫的燃眉之急。
由于抗战的持久性，蔡松荣不仅多次派人到家中取盐或者运盐，自己几次回到家里找婶母商量，提取钱款。有时婶母骂他“不务正业”、“败家子”，甚至还说他会毁掉蔡家“家业”。每当这时，蔡松荣总是对婶母讲道理，好言相劝，想方设法让婶母同意借物和借款。
一次，当蔡松荣率队把盐和部分盐水挑走时，婶母颇显不悦地说：“么样？就这样挑着就走，连个条据也不留，将来怎么算得清呢？”蔡松荣笑着跟婶母说：“请婶母放心，将来抗日胜利了，政府一定会加倍偿还的！”
1939年4月，蔡斯烈担任“应抗”挺进大队三支队长，在陶铸指挥下，挺进大队夜袭云梦县城。蔡松荣身先士卒，带头翻墙爬城。他冲锋陷阵，直扑城内日伪驻地天后宫大庙，与敌人短兵相接，英勇搏斗。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火烧天后宫，引爆日军火药库，消灭了大部分日伪军，取得重大胜利。
李先念在1940年10月写的《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对蔡松荣和“应城八条枪”给予高度评价：勇敢坚定的蔡斯烈（蔡松荣）、徐休祥同志都是当时英勇爬城（夜袭云梦城）的抗日英雄。鄂中陶铸、杨学诚同志从“应城八条枪”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成为以后坚持鄂豫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蔡松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以革命利益为重。1939年2月，蔡松荣担任“应抗”挺进大队大队长时，率部挺进应城矿区打击敌伪、铲除汉奸、筹集抗日经费，发展抗日武装，并建立了应城县第三区抗日民主政府。
在矿区，他得知老同学周明钦投靠日伪，当上了伪巡检司维持会长，还操纵、控制当地一支准备上山抗日的武装队伍。他即派人找周晓以大义，劝其弃暗投明。但周不予理睬。蔡松荣派胡兴元带领一个中队，乘夜将巡检维持会包围，一举捣毁了这个伪政权，并收编了巡检司的这支武装。周明钦黑夜抱着一棵大树侥幸逃脱，其父被挺进大队捉走。
周明钦只身逃到城关，通过暗娼周志惠向日军保荐。日寇得知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后，让他当上日伪应城县筹备会会长。1940年5月，周明钦任伪应城县县长。他对蔡松荣恨之入骨。
周为了报仇，借日军控制食盐生产为名，不允许蔡家继续在潘家集开采膏、盐矿，将他家的膏峒、盐井封死，带领日伪到潘家集矿区将蔡家的盐棚、房屋全部铲平，还把蔡家老家芦家湾准备盖房屋的100多方杉木全部抢走“充公”，并威胁其家人，必须与蔡松荣断绝一切往来。
为了避祸，蔡家三个房头男女老少30多口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龙王集曹家畈栖身，并被迫改姓蔡为曹姓。即使这样，周明钦仍不放过蔡家，更为恶毒的是，又杀害他的堂弟蔡松华，关押他的婶母。后经家里多方托人说情、送礼，婶母才得获释。
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蔡松荣没有丝毫屈服。他引导族人和广大矿工积极抗日，讲“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在蔡松荣的影响和带动下，蔡家族人和矿工们积极参军参战，应城地区的膏盐矿也成为“应抗”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从1938年11月至1943年春4年多，该矿区为抗日部队捐助经费达200万（法币）。抗战中，蔡斯烈的族人和亲人中有数人为国捐躯。
应抗的存在激起日伪顽的极端痛恨。日寇派重兵对鄂中反复“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配合日军的“扫荡”和围攻，妄图扼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极其恶劣的处境中，蔡松荣积极配合陶铸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鼓舞战士斗志，坚持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1939年6月，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蔡松荣被任命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翌年，又就任豫鄂挺进纵队第5团队团长。
蔡松荣还随陶铸深入湖区争取郭仁泰反正，只身独闯日军炮楼林立、戒备森严的陈河镇，成功地策反了郭仁泰近千人的队伍，于1940年1月投奔新四军，并接受了改编。
抗日战争中，蔡松荣参加和指挥了大小战斗几十次，屡建奇功，对鄂中武装力量的创建和鄂中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4月起，蔡松荣先后担任新四军第5师13旅39团团长，豫鄂边区第2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45年11月起任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鄂中军分区司令员。
1946年5月到7月，蔡松荣辗转汉口、北平，任汉口第9军调处执行小组成员。1946年8月到达解放区张家口，随后到东北任辽吉军区副参谋长， 1947年7月任参谋长，1948年起任辽北军分区司令员，为东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解放后，转入以工业建设为重点，蔡松荣主动要求转业搞工业建设。1949年1月，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任阜新矿务局副局长、阜新市委常委兼阜新市市长。
1952年，蔡松荣调任东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他不辞劳苦，扎实工作，钻研业务，努力推动东北矿区的建设。1960年后，调任煤炭部煤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他不辱使命，带病坚持工作，为我国煤炭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82年，蔡松荣离职休养。
2003年3月，蔡松荣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